思考

【转】我们究竟为什么不开心? (2010-9-7)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
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
本-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
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课”为何会在哈佛大受欢迎?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
“我曾不快乐了30年。”本-沙哈尔这样说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哈佛,作为三名优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剑桥进行交换学习。他还是个一流的运动员,在社团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
“最初,引起我对积极心理学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对幸福感更重要。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我受益匪浅。我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做一名教师。”
在本-沙哈尔第二次开设“幸福课”的2004年,哈佛校报上有一篇报道:《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标题下的导语说: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有20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三门考试……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说:大多数哈佛学生还没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看来很积极、很棒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这名学生说。她时常不明原由地哭泣,总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她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种药物,休学两个月,来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这样描述自己。
有个名叫玛丽亚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内自杀,年仅19岁。她的室友回忆说:就在自杀前一晚,玛丽亚和班里同学谈论天气时,还表现得十分开心的样子。“她看起来很好。她在听音乐,调子好像还很欢快。”
哈佛一项持续6个月的调查发现,学生正面临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调查称:过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学生,至少有过一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47%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考虑过自杀……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这是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 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长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萧条”。”
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3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而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幸福,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
本-沙哈尔说:”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为,它已深深地帮助了我。”
我们的很多课,都在教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阅读、更好地写作,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学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艰深的积极心理学学术成果简约化、实用化,教学生懂得自我帮助,这是本-沙哈尔开设”幸福课”的初衷。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让本-沙哈尔对幸福的理解,发生根本转变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经历。
16岁那年,在以色列长大的本-沙哈尔,获得了全国壁球赛的冠军。在长达5年的训练中,空虚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虽为此闷闷不乐,但他仍坚信:无论身体或心理都要坚强,才能最终取胜;而胜利,一定会带来充实感,也能让自己最终幸福。
终于,本-沙哈尔如愿以偿,夺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贺。那时,他对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带来快乐,过去所受的种种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试着再回味一下无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间,那种胜利的感觉,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内心,忽然又变得很空虚,只有迷惘和恐惧。泪水涌出,不再是喜极而泣,而是伤心难过。在如此顺意的情况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话,那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极力让自己镇定,并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神经过敏。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没有找回快乐;相反,内心的空虚感越来越重。慢慢地他发现:胜利,并没为他带来任何幸福,他所依赖的逻辑彻底被打破。“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一个问题非常着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本-沙哈尔注意观察周围的人,谁看起来幸福,他就向谁请教。他读有关幸福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心理学,从学术研究到自助书籍等等。最后他决定去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
他的幸福观,逐渐清晰起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本-沙哈尔竟然从汉堡里,总结出了四种人生模式。
当年,为了准备重要赛事,除了苦练外,他须严格节制饮食。开赛前一个月,只能吃最瘦的肉类,全麦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发誓,一旦赛事完了,一定要大吃两天“垃圾食品”。比赛一结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爱的汉堡店,一口气买下4只汉堡。当他急不可待地撕开纸包,把汉堡放在嘴边的刹那,却停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上个月,因为健康的饮食,自己体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汉堡的美味,很可能会后悔,并影响自己的健康。望着眼前的汉堡,他突然发现,它们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可以说,代表着四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种汉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只,口味诱人,但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乐,但同时也埋下未来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时享乐,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即“享乐主义型”;
第二种汉堡,口味很差,里边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更健康,但会吃得很痛苦。牺牲眼前的幸福,为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他称之为“忙碌奔波型”;
第三种汉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还会影响日后的健康。与此相似的人,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抱期许,是“虚无主义型”;
会不会还有一种汉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种“幸福型”汉堡。一个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未来。

不幸的是,据本-沙哈尔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忙碌奔波型”。
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尔经常讲“蒂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学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开始了。父母和老师总告诫他,上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没人告诉他,学校,可以是个获得快乐的地方,学习,可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害怕考试考不好,担心作文写错字,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渐渐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价值观。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还是努力学习。成绩好时,父母和老师都夸他,同学们也羡慕他。到高中时,蒂姆已对此深信不疑:牺牲现在,是为了换取未来的幸福;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学,一切就会变好。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蒂姆激动得落泪。他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开心地生活了。但没过几天,那熟悉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他担心在和大学同学的竞争中,自己不能取胜。如果不能打败他们,自己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
大学4年,蒂姆依旧奔忙着,极力为自己的履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学生社团、做义工,参加多种运动项目,小心翼翼地选修课程,但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兴趣,而是这些科目,可以保证他获得好成绩。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了。他又一次兴奋地告诉自己,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觉到,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时的高薪工作,充满压力。他又说服自己:没关系,这样干,今后的职位才会更稳固,才能更快地升职。当然,他也有开心的时刻,在加薪、拿到奖金或升职时。但这些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经过多年的打拼,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他曾多么渴望这一天。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没觉得多快乐。蒂姆拥有了豪宅、名牌跑车。他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当偶像,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他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他尽可能延长假期,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享受着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极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厌倦。
做“忙碌奔波型”并不快乐,做“享乐主义型”也不开心,因为找不到出路,蒂姆决定向命运投降,听天由命。但他的孩子们怎么办呢?他该引导他们过怎样的一种人生呢?蒂姆为此深感痛苦。
为什么当今社会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尔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是这样的:假如孩子成绩全优,家长就会给奖励;如果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就会发给奖金。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后,导致终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标达成后,人们常把放松的心情,解释为幸福。好像事情越难做,成功后的幸福感就越强。不可否认,这种解脱,让我们感到真实的快乐,但它绝不等同于”幸福”。它只是”幸福的假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头痛好了之后,他会为头不痛而高兴,这是由于这种喜悦,来自于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成功就是幸福,坚信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就是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在本-沙哈尔看来,寻找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
在课堂上,本-沙哈尔不断地向听讲者发问:
我们可以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来反思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可以是大房子、升职或任何其他的目标。看看要问多少个“为什么”,才能落到“幸福”的追求上?问问自己,我做的事情,对我有意义吗?它们给我带来了乐趣吗?我的内心,是否鼓励我去做不同的尝试?是不是在提醒我,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生活?
本-沙哈尔的哲学老师在他毕业时,给了他一点忠告:“生命很短暂,在选择道路前,先确定自己能做的事。其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后再细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后,对于那些真正、真正想做的事,付诸行动。”
本-沙哈尔也这样教他的学生,如何寻找能发挥自己优势和热情的工作。
用以下3个关键问题,先来问问自己:一,什么带给我意义?二,什么带给我快乐?三,我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出这其中的交集点,那个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10多年前,本-沙哈尔遇到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名律师,在纽约一家知名公司上班,并即将成为合伙人。坐在他的高级公寓里,中央公园的美景一览无余。年轻人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周至少干60个小时。早上,他挣扎着起床,把自己拖到办公室,与客户和同事的会议、法律报告与合约事项,占据了他的每一天。当本-沙哈尔问他,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还想做什么时,这名律师说,最想去一家画廊工作。
“难道说,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画廊的工作吗?”年轻人说不是的。但如果在画廊工作,收入会少许多,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他虽对律师楼很反感,但觉得没其他选择。
因为被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所捆绑,所以他每天并不开心。在美国,有50%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但本-沙哈尔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是他们的决定,让他们不开心。因为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
“金钱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并非互相排斥。”他说。
他进一步说,通常在越感兴趣的事情里,人就越能发挥自己的天赋,越能做得持久。人一旦有了热情,不但动机坚定,连做事效率也会提高。举例讲,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中享受创造的愉悦,而这快乐的成果,还可以帮他取得好成绩,助其获得未来的幸福。在亲密关系中也一样,两个人共享着爱情的美好,并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
许多研究表明,一个幸福的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会很成功,包括婚姻、友谊、收入、工作表现以及健康。幸福与成功,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的成功,可以带来幸福;而幸福本身,也能带来更多的成功。
本-沙哈尔总结出这样3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
如果只把工作当成任务和赚钱的手段,就没有任何的个人实现。这样每天去上班,只是必须而不是想去,他所期盼的,除了薪水,就是节假日了;把工作当事业的人,除了注重财富的积累外,还会关注事业的发展,如权力和声望等。他们会关心下一个升职的机会,期望从副教授到终身教授、从教师到校长、从职员到主管、从编辑到总编辑;假如,把工作当成使命,那工作本身就是目标了。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
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医院清洁工的。一组人觉得自己的清洁工作很无聊,没啥意义;但另一组人,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很投入。他们与护士、病人以及家属交谈,想办法让医院员工、病人舒适。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并在其中找到了意义:我不仅仅是个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让医院正常运转,帮助病人更快地康复。
就像第二组人,由于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因而从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意义和快乐,他们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金钱关系。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换工作,或改变工作环境,他们所做的,只是赋予了工作本身更多的意义,从中发现乐趣,因而也提升了幸福感。
可以想像,一个因为家长的压力而学法律的人,是无法在其中找到长久快乐的;相反,如果是基于对法律的热爱而成为律师的话,那他在维护公义的同时,也会觉得很幸福。
“一个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与快乐的投资家,一个出于正确动机的商人,绝对要比一个心不在焉的和尚高尚和有意义得多。”本-沙哈尔笃定地说。
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事里找到意义。如创业、当义工、抚养子女、行医、甚至是打家具。重要的是,选择目标时,必须确定它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爱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标准,或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真我的呼唤”,就是使命感。
“那真是神奇的时刻。”本-沙哈尔用一段话,描述这种美妙的体验:我甚至形成了一种迷信,世上确实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帮我。只要你追随自己的天赋和内心,你就会发现,生命的轨迹原已存在,正期待你的光临,你所经历的,正是你应拥有的生活。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行走在命运的轨道上,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带给你新的机会。
“在追求有意义而又快乐的目标时,我们不再是消磨光阴,而是在让时间,闪闪发光。”
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一天,在哈佛的食堂,有个学生走到本-沙哈尔面前,问他:你就是那个教人如何快活的老师吧。学生接着又说:你要小心,我的室友选了你的课,如果哪天我发现你并不快乐,我就要告诉他,别再上你的课。本-沙哈尔看着这个学生,笑着道: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总有人问我,你能帮我消除痛苦吗?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痛苦。痛苦,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会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人生的成长和飞跃,经常发生在你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刻。”
漫漫人生,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悲伤的时刻,比如经历失败或失去,但我们依然可以活得幸福。事实上,期盼无时无刻的快乐,只会带来失望和不满,并最终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
一个幸福的人,也会有情绪上的起伏,但整体上,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经常被积极的情绪推动着,如欢乐和爱;很少被愤怒或内疚,这些负面情绪所控制。快乐是常态,而痛苦都是小插曲。
刚开始讲“幸福课”时,本-沙哈尔很想扮演一个无所不知、幽默的人,一个完美的导师,为此,他特地跑到喜剧演员培训班学习。但他不是那种能开激烈的玩笑,做夸张表演的人。无论怎么学,他也达不到想要的戏剧效果。
想让自己当一个完美的老师,他发现这样即害了自己,也害了学生。“每次都很紧张,怕被发现面具下真实的样子,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不仅害了我自己,也伤害了学生,等于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完人’典型,告诉学生走一条永远走不通、错误的路。打开自己,袒露真实的人性,会唤起学生真实的人性。在学生面前做一个自然的人,反而会更受尊重。”
本-沙哈尔希望他的学生,学会接受自己,不要忽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性;要摆脱“完美主义”,要“学会失败”。
为了更好地记住”幸福课”的要点,本-沙哈尔还为学生简化出10条小贴士:

遵从你内心的热情。选择对你有意义并且能让你快乐的课,不要只是为了轻松地拿一个A而选课,或选你朋友上的课,或是别人认为你应该上的课。
多和朋友们在一起。不要被日常工作缠身,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幸福感的信号,最有可能为你带来幸福。
学会失败。成功没有捷径,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总是敢于行动,也会经常失败。不要让对失败的恐惧,绊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接受自己全然为人。失望、烦乱、悲伤是人性的一部分。接纳这些,并把它们当成自然之事,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落和伤感。然后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简化生活。更多并不总代表更好,好事多了,也不一定有利。你选了太多的课吗?参加了太多的活动吗?应求精而不在多。
有规律地锻炼。体育运动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周只要3次,每次只要30分钟,就能大大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睡眠。虽然有时“熬通宵”是不可避免的,但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这样,在醒着的时候,你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也会更开心。
慷慨。现在,你的钱包里可能没有太多钱,你也没有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助人。给予和接受是一件事的两个面。当我们帮助别人时,我们也在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自己时,也是在间接地帮助他人。
勇敢。勇气并不是不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依然向前。
表达感激。生活中,不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健康、教育等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你回味无穷的礼物。记录他人的点滴恩惠,始终保持感恩之心。每天或至少每周一次,请你把它们记下来。

2006年2月,哈佛出了件大事,校长萨默斯为自己的惊人之语“女人先天不如男”,付出了“下课”的代价。即将去职的萨默斯闷闷不乐,他的好友找到本-沙哈尔,讨要如何让校长快乐起来的秘笈,本-沙哈尔慷慨支招。
首先,他现在可能很烦乱、失落、难过,这些都属正常,因为他也是人。去大胆地经历他现在正经历着的任何事,并且自然地接受下来。
第二,建议萨默斯本人,阅读一下哈佛积极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波特的书,书中说:人类有非凡的克服令情绪失落事件的能力。事情并没有像他最初看起来的那么糟,即使是被逐出世界顶级大学的校长之位。
第三,他可以仔细反省一下作为哈佛校长的经历,回忆自己任期内的巅峰时刻,并用他所学到的东西,去寻找新的机会和用武之地。
假如上述办法仍不奏效的话,本-沙哈尔支了最后一招:我可以在我的课堂上,留下一个座位,校长先生可以旁听这门课并做相应的论文。

郑永年: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2010-7-29)

文章原标题: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0-7-27
本站发布时间:2010-7-28 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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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惊人的财富损耗与生命损耗 (2010-4-27)

转帖自时寒冰博客 http://shihb.blog.sohu.com/149289252.html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而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
    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最多对房屋质量产生些憎恶。
    其实,在建筑短命背后,包含着两大损耗,而这两大损耗,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降低人民幸福指数甚至残杀生命的重要元素。
    其一,财富损耗。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
    建筑短命意味着要不断拆毁重建,在这一过程中浪费的财富,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建筑寿命每缩短一年,意味着财富当年损耗掉4万亿元,缩短20年就是损耗80万亿!如果与英国相比,我们损耗的是408万亿的财富!2009年,中国全年的税收收入是6.3万亿元。比较一下,就知道这种短命损耗是何等可怕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建筑寿命延长一年,就能节省出4万亿元。英国建筑寿命达到132年,悄悄累积了多少财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当然,在财富累积的过程中,英国的GDP不再增长了。不幸的是,中国人跟英国比的是GDP增速而不是累积的财富——再没有比建了拆、拆了建的做法更能推动GDP增速的方式了!通过折腾的方式推动GDP增长,是最愚昧的行为。
    这不禁让我想起罗马帝国的鼎盛时代。贵族们吃喝玩乐,山珍海味吃饱后,还想接着爽,但肚子不能容纳了,怎么办呢?就发明一种药,把前期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接着再吃再爽,爽得一塌糊涂。暴殄天物的结果,历史上写得很清楚了。
    建筑短命产生了大量垃圾。据仇保兴副部长介绍:“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12000吨建筑垃圾,而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建筑垃圾,已经成为危害环境、挤压我们生存空间的一大难题,而处理这些垃圾同样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富。
    中国的房产商四处走穴,谈理想、谈人生、谈哲学……就是闭口不谈房屋质量。2009年10月,武汉新洲区邾城街南街社区振兴里,一栋新建6层正在粉刷装修的楼房突然倒塌,与上海倒楼事件一样,设计非常人性化——是在没有住人的情况下倒塌的。从“楼歪歪”到“楼脆脆”,从用毛竹替代钢筋,到用纸当墙,中国的建筑短命现象,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所幸的是,中国人心理素质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情绪稳定,如果在国外,这样的事情出来恐怕早闹翻天了。
    其二,是生命损耗。
    这比财富损耗更令人恐惧和担忧。
    “地震本身不会杀人,而建筑会杀人”。这句名言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
    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地震,据地质专家介绍,智利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相当于今年1月海地太子港地震的500倍。但智利的人员伤亡却很少:300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对于这种量级的灾难而言,生命损失已经降低到了最大限度!我们在为不幸遇难者哀悼的同时,更庆幸更多的人在灾难中活了下来。
    为什么?因为智利有着非常严格、系统的建筑质量标准和比较完善的应急措施,地震袭击之后虽然很多建筑受到损害,但并没有完全倒塌。值得强调的是,就连低造价的建筑物质量也有保障,因为“栋栋都符合防震标准”(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建筑事务所执行主管卡梅伦·辛克莱的评价)。
    中国也有建筑标准,遗憾的是,它们只是装饰。《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一般性建筑年限为50-100年,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高达100年。民居住宅即使被包括在一般性建筑中,也应该有50-100年的使用年限。我不知道这样的规定,谁遵守了,谁去执行了!
    国外重视建筑质量,更重视学校的建筑质量。
    在1994年美国洛杉矶北岭地震中,没有一座学校建筑倒塌,原因是加州在1972年出台的条例对学校建筑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把学校按照“第一避难所”原则来建设的。
    2008年四川汶川5·12地震发生后的5月16日,日本政府立即推行了一个“校舍补强计划”,对全国学校建筑进行检查、加固。汶川大地震中,5335名学生在地震中遇难,546名学生残疾,四川省需要恢复重建11687所学校!而中国却缺少日本那样的教训汲取——哪怕是别人的教训也要汲取。在玉树大地震中,据媒体公开报道:“玉树70%的学校发生了垮塌,学生伤亡的人数还在统计中。”
    为什么总是学校先倒塌?
    这是一个令人难过和愤怒的问题。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那些爱心奉献出来的捐资再次使用不当伤及良善者的心,当今后再次面对同样的灾难,还如何万众一心?
    一次次滥用爱心比玩火本身更危险,因为,这会使仅有的爱心也丧失殆尽,留下更大的恶!
    4000亿元(官方说“只有286亿元”)重金打造的世博会,在10月31日就将被拆毁,偌大的展馆现场将只剩下“一轴四馆”五个标志性的永久建筑——世博轴、中国国家馆、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中心和世博会文化中心。
    如果把这样的巨资,用到校舍的重建或加固上,可以把全中国的校舍焕然一新!所以,“世博”真的不适合在中国做,因为它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是“SB”(以下SB均代指“世博”),中国汉字竟然如此奇妙!最可笑的是,全球第一强国美国居然拿不出建馆的钱,原因是纳税人不允许政府把钱用到与纳税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去,所幸的是,海尔等中国企业英雄救美,帮助美国人把馆建立起来,使中国SB真正办成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会。突然想起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某某某在答记者问时的发言:“你刚才问到如有中资企业或者其他华人企业赞助美国的国家馆建设是否妥当,我从美国国务院所了解的情况是,他们欢迎并赞赏这样的努力。”中国官员这样做SB,美国国务院如果不欢迎除非是脑袋被驴踢了!
    干旱刚过,西南不少地市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防洪任务。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一次次见证千奇百怪的奇迹!
           于2010年4月24日

漫谈忠诚:猪八戒为什么总想离队 (2010-4-8)

转帖自BW中文网,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elite_platform/2010-03/1754.html
BW中文网讯,《西游记》向来容易被人拿来演绎,各式各样的电影、电视剧、书籍等重新演绎后活灵活现。很多培训师讲课的时候也容易用到西游记的人物,比如DSIC性格分析时,会讲到这个四个人属于不同的四种性格,如何对孙悟空型的员工进行管理,如何对猪八戒型的员工进行管理等等。
西游记带给人们很多思考。细细品味这四个人物,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现,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在西游记这个团队中,只有一个人最不忠诚,经常想离队,一遇到困难就想分东西然后各奔东西。对,就是猪八戒。那么,为什么这四个人组成的团队中,只用猪八戒有这种想法,而其他的人没有呢?套用比较时髦的一个词,为什么只有猪八戒“不忠诚”呢?
既然谈到忠诚,就需要考虑什么是忠诚,忠诚有几种。不用学术用语,只用大白话描述的话,忠诚就是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做一件事。如果对一个组织中的人的忠诚进行分类的话,我想应该可以分成“忠诚于事业/职业、忠诚于个人,忠诚于组织/企业”。那么西游记中的人物分别是哪种忠诚呢?
首先是唐僧,他不惧千难万险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然后普度众生。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事情。所以对于他来说,去西天取经是他的生命的力量,只要生命不息,就会取经不止。因此,对于唐僧来说,他是忠诚于事业/职业。
然后是孙悟空,西天取经他唯一的任务和工作就是斩妖除魔,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对这件事情他义无反顾,而且无怨无悔,即便是每次被师傅误会、念紧箍咒赶他走,他也一再要求留下。但是孙悟空的目的绝对不是去西天取经,而是保护唐僧。因为当年是唐僧把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的他救了出来,他是报恩。因此,对于孙悟空来说,他是忠诚于个人。
其次是沙僧,他这一路上任劳任怨,也不要别人记得他,只是默默无闻地挑着行李。对于他来说,有“金蝉子”这样的师傅,有着“齐天大圣”和“天蓬元帅”这样的师兄,大家一起去取经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他喜欢这个团队,喜欢师傅的善良与坚韧、喜欢大师兄的本领高超、也喜欢二师兄开朗活泼的性格,在这个团队中本身就是一件让人高兴和值得珍惜的事情。因此,对于沙僧来说,他是忠诚于组织/团队。
最后是猪八戒,虽然最后他也和其他人一起取得真经渡得真身了,但毕竟这一路上只有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相当退缩,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想到离开,他的表现最“不忠诚”。
为什么呢?我们看看猪八戒是如何加入团队的,当年猪八戒本来是要迎娶高老庄大小姐的,是唐僧和孙悟空“坏了他的好事”,他是有牵挂的人。而且对于猪八戒来说,平生两大喜好——“好食”、“好色”,取经是件苦差事,让猪八戒加入这个团队本身就是和猪八戒个人志向不一致的。因此,猪八戒不具备忠诚的条件,唯一有的是师徒四人一路走下来留下的深厚感情。还有一点,就是唐僧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且这个职业经理人权利还不大,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几个徒弟的,唯一有的是“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的不明确的对未来的许诺。和唐僧一起干活,但是绩效考评和奖励不归他管,最后的分封都是“如来”说了算。如果他能决定并告诉猪八戒,等到取经成果,他可以享受世间所有供奉,对猪八戒来说或许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净坛使者”是“佛祖”封的。
猪八戒想离开不仅仅是因为猪八戒自己。如果一个领导者不能给下属愿景和期望的话,下属该怎么办?这也正是现在企业在员工管理上该如何运用战略的问题。
我拿什么忠诚你,我的师傅?
也许这是留给每一个领导者思考的问题。